《笑傲江湖》与《广陵散》
题记：
金庸笔下群雕，具“魏晋风度”者，为黄药师、令狐冲二氏。黄老邪得其骨，而令狐冲得其神。
想谈令狐冲，很久了，总怕谈不好，瞎子摸象，徒贻笑柄。近日发愿完成此事，工拙在所不计矣。多位网友指称我的帖子除了“引用”再无内容。说得极是！无奈俺已偌大年纪，从现在开始努力，死后混个贞节牌坊，似乎已经绝望。也就破罐破摔，一仍旧贯罢。
此文预计颇长，乃分为两大部分：一为《笑傲江湖与广陵散》，谈令狐与《笑傲》之曲；其二为《笑傲江湖与魏晋风度》，谈令狐与“独孤”之剑，与觞中之酒。
任盈盈不是东西！
令狐冲最切身的“东西”，不外有三：《笑傲》曲、“独孤”剑、与酒。三者，皆与魏晋有莫大瓜葛。
余不赘。
《笑傲江湖》之曲，是刘正风、曲洋二人以《广陵散》为底本，整理谱写而成。最后的归属则到了令狐冲、盈盈手里，与冲、盈血脉相连，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分拆的一部分。想到令狐冲其人，必然会连带念及那一曲《笑傲江湖》。
《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其名称记载最早见于魏应璩《与刘孔才书》：“听广陵之清散”。此曲之名世却与嵇康分拆不开。聆赏《广陵散》，我们必然会想到当年“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广陵散》是永远属于嵇叔夜的，就像《笑傲》之曲永远属于令狐冲一样。
《广陵散》本是琴曲，到《笑傲江湖》，则改为琴、箫合奏。二曲差别，应该还有。但可以肯定的是：《广陵散》的精神、气韵必然在《笑傲江湖》中得到完整的继承、阐发。否则，金庸尽可以把《笑傲》定为刘、曲原创，何须劳烦曲洋先生作盗墓贼，去发掘蔡中郎的坟？
似乎可以推断：嵇康与令狐冲应当归属于同一精神谱系。他们二人的立身、个性、遭遇容或大不相同，但二人精神血脉相连，暌隔千载，而心灵相通。
这一谱系，见于《石头记》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使男女偶秉此（‘清明灵秀’）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雪芹翁借“方才你一说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这一派人物”的“假语村言”，将贾宝玉（乃至作者本人）归到这一谱系之中。
今日似乎可以再添一个令狐冲。金庸自称段誉的形象塑造得力于对贾宝玉的借鉴，实则，贾、段相似在于出身、外形、嗜好，与宝玉真正精神契合、心灵相通的，是令狐冲。这一点，怕少有人接受，后当专文释之。
当年《笑傲江湖》香港版的封面、插页出于金庸手定。在第二册录入了唐寅的《吹箫仕女图》，画中人依稀仿佛任盈盈的神采。
在《石头》谱系中，至少有嵇康、陶潜、唐寅三人与《笑傲江湖》的令狐冲有瓜葛。嵇康就不必细说了，至于陶潜，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写道：“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令狐的好酒与陶潜尤其相似。陶渊明似乎不曾奏过《广陵散》，昭明太子萧统《陶渊明传》:“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
其它封面与插画：
第一册金庸用作封面的是徐渭所绘《梅花》，金庸并撰短文简介徐渭生平：
“生于一五二一年，殁于一五九三，字文长，浙江绍兴人，于诗文，戏曲，书法，绘画等造诣颇深，他参加过抗倭战争和反对权奸严嵩的斗争，性格清高狂傲，愤世嫉俗，曾因发狂入狱，是艺术家中极有‘笑傲江湖’性格的人物。”
第二册封面则是傅山画《山水》。附简介：
“傅山（一六零七——一六八四）山西阳曲人，字青主，为人有侠气，抗清义士。入清后号未衣道人，穿道装，不肯削发，行医为业，康熙帝强征入京，傅山佯病，坚不仕清，其书画磊落有奇气，以风骨胜。”
第三册封面为朱耷《鱼图》，简介：
“朱耷，明末大画家，号八大山人，为人清高狂傲，图中之鱼寥寥数笔而神态生动，似在江湖自由游荡。”
第四册以郑燮画《竹》为封面，简介：
“郑燮（一六九三——一七六五），江苏兴化人，号板桥居士，“扬州八怪”之一，为人狂傲不阿，极具风骨……”
第四册插图，其一是黄慎《扶琴图轴》，简介：
“黄慎，福建宁化人，久寓扬州，清乾隆年间“扬州八怪”之一，好酒喜漫游……”
徐文长、傅青主、八大山人、郑板桥、黄慎这些人与曹雪芹所列之“逸士高人”，具有同质性，他们名字终于不见于《石头》，窃以为是曹翁“免提畏闻”，这五人与他生存年代过于接近，写在书中多有不便，八大还是前朝宗室，傅山更反动透顶，抗拒王化...
要之，令狐冲所代表的“笑傲江湖”性格，与“竹林七贤”（非唯嵇中散）声息相通。用曹雪芹的话来说，就是“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令狐冲若生于晋代世族，未尝不会与嵇康等人“把臂入（竹）林”，嵇康若长于江湖，亦当与令狐相交莫逆……
令狐冲当然不等同于嵇叔夜，但他们的精神品质是一致的。
嵇康之真精神，在于“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前者之绪余，则黄药师得之，而令狐冲独得“越名教而任自然”之神髓：
“令狐冲于世俗的礼法教条，从来不瞧在眼里。”（三联版《笑傲江湖》212页）
“率情任性，不善律己。”（三联版《笑傲江湖》351页）
因此，当风清扬声言：“大丈夫行事，爱怎样便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至，甚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都是放他妈的狗臭屁！”时，令狐冲才会“听来说不出的痛快”。（三联版《笑傲江湖》383页）
《笑傲江湖·后记》中，金庸写道：
“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
当年司马昭门下，宛如黑木崖，众人无不战栗惶恐，比赛“装孙子”,“晋文王功德盛大，座席严敬，拟于王者”，在奴才们的围困中，“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世说新语·简傲》） ”——老子不吃你那套！
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述：“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怕也说着了令狐冲的心声罢？
令狐冲的好酒，似嵇中散，似陶靖节，更似刘伶。他对生死淡漠从容，令方证大师惊叹：“没想到这少年竟然如此的泯不畏死。”
“令狐冲转念又想：‘眼下正邪双方，都是亟欲取我性命，我躲躲闪闪，纵自苟延残喘，多活得几日，最后终究是难逃这一刀之厄，这种怕得要死的日子，多过一天又有甚么好处？反不如随遇而安，且看是撞在谁的手下便了。’”（三联版《笑傲江湖》707页）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晋书》）
二者情怀约略相似。只是，刘伶实开今日“行为艺术”之先河，不免于“做秀”的嫌疑，不及令狐冲豁达自然。
敦诚《挽曹雪芹》诗云：“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雪芹字“梦阮”,当其晚年，穷愁潦倒而又嗜酒狂放，朋辈也多将其比作阮籍，斯人亦是深得阮籍、刘伶之魏晋遗风者。
当令狐冲与向问天在凉亭“联手”对敌时，遭嵩山乐厚偷袭，死生间不容发，令狐冲的反应是：“想起生死大事终于有个了断，心下反而舒泰。那人（乐厚）初见令狐冲眼色中大有惊惧之意，但片刻之间，便现出一般满不在乎的伸情，如此临死不惧，纵是武林中的前辈高人亦所难能。”至于嵇康，则“临刑东市，神气不变”，那是真正的勇毅，非今日靠嘴巴“灭台”、“扫日”、“反美”之爱国“愤青”可比。
嵇康、令狐，有“古之真人”风，“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况爵禄乎？”（《庄子·田子方》）
若问：嵇康当年“临刑”之“东市”，究在何处？
答曰：洛阳城！
正是在“洛阳东城”，一片“绿竹丛”（竹林，又见竹林！）中，令狐冲初遇盈盈，听她弹《笑傲江湖》，为二人最终“偕隐”埋下伏笔。
嵇康生前，酷爱“锻铁”，他的工作场所，亦在洛阳城郊。嵇康与钟会的故事，《笑傲江湖》一书，借曲洋之口，曾有提及：
“钟会当时做大官，慕名去拜访他，嵇康自顾自打铁，不予理会。钟会讨了个没趣，只得离去。嵇康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三联版《笑傲江湖》258页）
在洛阳，令狐冲对一位不知名的“身穿粗布衣衫的老头儿”民间艺术家绿竹翁极尽礼遇，而对威仪棣棣的“金刀无敌”王元霸，竟是“翻起了一双白眼，……漠然而视” （《笑傲江湖·学琴》），此举亦深具竹林遗风,“（阮）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嵇）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 （《晋书》）。
在“洛阳东城”，一片“绿竹丛”中，令狐冲与绿竹翁品酒，向任盈盈学琴，虽说前途未卜，有些惨淡，但有“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陶潜《时运》），终是一段神仙岁月。
令狐冲与恒山派女弟子同船，江湖上已是众口喧传，皆谓令狐冲艳福齐天。衡山掌门莫大先生在五日里，每天晚上，都曾到船上窥探：
“我见你每晚总是在后艄和衣而卧，别说对恒山众弟子并无分毫无礼的行为，连闲话也不说一句。令狐世兄，你不但不是无行浪子，实是一位守礼君子。对着满船妙龄尼姑，如花少女，你竟绝不动心，不仅是一晚不动心，而且是数十晚始终如一。似你这般男子汉、大丈夫，当真是古今罕有。”（三联版《笑傲江湖990页）
如此襟怀，虽说“古今罕有”，却非绝无仅有。据我所知，在令狐冲之前，唯阮籍有类似行止。
《世说新语·任诞》篇: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我谓令狐冲是金庸笔下塑造最成功的“名士型”人物，网友多数不表赞同，仍以“浪子”目之。实则，称之“名士”，我亦感觉不妥。令狐冲何止是名士？！他是道家的理想人物，是庄子盛称的“真人”、“至人”、“神人、“德人”、“大人”、“天人”。《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之言，说的不正是令狐冲吗？
莫大先生自认：“我莫大如年轻二十岁，教我晚晚陪着这许多姑娘，要像你这般守身如玉，那就办不到。”莫大坦诚如此，亦是了不得的人物。自承“办不到”，反而证明他应该“办得到”，只是要费些“修省”、“克己”、“慎独”功夫，他是儒家的理想人物，是真君子。
至于那位以“君子”自命的岳不群，这次不在现场。好在金庸也没亏待他，在《注血》一章，让他遭遇相同的试炼，“只见四个苗女各自卷起衣袖，露出雪白的手臂，跟着又卷起裤管，直至膝盖以上”，当此情境，“君子剑”岳不群的反应极为迅速：
“气凝丹田，运起紫霞神功，脸上紫气大盛，心想：……若不以神功护住心神，只怕稍有疏虞，便着了她的道儿。眼见这些苗女赤身露体，不知羞耻为何物，自己着邪中毒后丧了性命，也还罢了，怕的是心神被迷，当众出丑，华山派和君子剑声名扫地，可就陷于万劫不复之境了。”（三联版《笑傲江湖》616页）
我读《笑傲江湖》至此，不觉莞尔：作为“气宗”大师，岳不群对自己的“养气”功夫实在很有自知之明——根本就是骗人的。他是孔子所说的“乡愿，德之贼也”，是假君子。
诚如《道德经》所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的人不自恃有德，所以实是有德；下德的人刻意求德，所以没有达到德的境界。）。”
借用那个有名的禅宗“公案”：莫大先生如上座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令狐冲如六祖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至于岳不群，更像那个“树新义以负如来”的东晋僧人支愍度，华丽的屏风背后，隐藏自己“心镜”，其上，积满埃尘。
金庸于《笑傲江湖·后记》中既言“‘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不过，我们在《笑傲江湖》中见到的令狐冲，一旦遭遇感情问题，他比任何人都更不“自由”，不“自在”。这本身似乎存在极大的矛盾。实则，“重情”（即谢安所言“一往有深情”）正是令狐型人物的人格特质之一，也是“魏晋风度”往往被人忽视的另一面。
《笑傲江湖》第36回回目为《伤逝》，很容易使人想到鲁迅的小说名篇《伤逝》，但金庸起这样一个回目，与涓生、子君关系不大，其源头，仍在《世说》。《世说新语》第十七章的总题，即是：“伤逝”。
然则，金庸对《世说》是否熟悉，喜欢？他在《走近蔡澜》一文中明言：“我小时候读《世说新语》对于其中所记魏晋名流的潇洒言行不由得暗暗佩服，……”
《世说新语·伤逝》载有“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的名言：“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魏晋人物之高绝处，不在冷漠无情，而在于他们的感情，发乎本心，没有落实到表演艺术上。“（阮）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此后，阮籍在为母亲服丧期间，罔顾世俗礼法，照样在司马昭坐席中饮酒食肉。他丧母的悲哀，不是要表演给人看的。
至于莫大先生的感喟“令狐世兄，你不但不是无行浪子，实是一位守礼君子”，就更不稀奇了，于此，鲁迅早有解释。他所谈当然不是令狐冲，而是嵇康、阮籍：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是否可以这样说：内心蔑视、行止践踏礼教的是岳不群之流，而坚信、践行礼教者，反是令狐冲？
在鲁迅之前，陈寅恪先生已经说过：“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训，固无预于佛老之玄风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笑傲江湖》的回目，与金庸其他小说都不同，只简约的两个字，而《世说新语》的章节标题都是两字，《庄子》三十三篇中有二十多篇也是两字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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