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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场记的自我修养

电影是集体的艺术。每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都坚固地运转,才让大银幕的光照到更远的地方。

过去几年,我们和电影从业者们走得很近,透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了电影行业鲜活生动的模样。也曾经记录过电影美术的故事 电影美术:银幕落下无人喝彩,今后,还会有更多岗位里更多的电影人被我们持续关注下去。希望下一次电影散场后,灯光亮起,字幕滚完,他们的名字会被你看到。

那么,电影场记们的故事,开始了。

学体育的颜伊凡在专科毕业后,跟着朋友们“瞎混”过。在做网剧的朋友把他叫进组里打板,虽然没有经验,但颜伊凡觉得这份工作好玩而且自由,就干了起来。

做电影的场记是在2019年。颜伊凡进了院线电影《半个喜剧》的组,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一个电影团队的工作可以如此认真:前期筹备时,剧组就已经把戏排了四五遍,把存在的问题剪出来,然后重新调整;到了拍摄期间,每天收工后,导演组和演员都要把第二天的戏走一遍,反思、再创作。

“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让我发现了创作型团队的魅力。”颜伊凡说。在严格的剧组工作,也让颜伊凡发生了一些变化:拍摄的每个镜头都要检查一下,时刻关注着现场的陈设,不会的地方就一点点学。

当天的拍摄素材剪出来,如果有不接戏、穿帮的地方,他会觉得是自己工作的失职。“一开始肯定会犯错,慢慢十天半个月就修正过来了。”正是因为要特别细心地对待这份工作,颜伊凡觉得自己干成了一件事,这种感觉还不错。

谭博是理科生,毕业后在烟台的富士康做电子的研发支援,机箱的可靠性测试之类的工作和电影行业完全不沾边。辗转到武汉后,他一边工作,一边看了大量纪录片,那段时间他从电影里获得了不一样的感受,对这个社会的诸多现象,有了很多想说的话。

思考性和表达欲,也是很多人做电影的初衷,有了这个初心后,谭博参加了栗宪庭电影学习班,认识了《东北虎》的导演耿军、《春江水暖》的导演顾晓刚等电影人。

“那时我很惭愧, 他们都有自己的作品和独到之处,而我的创作力好像是不够的。”谭博选择从执行做起。

2016年初,他进了耿军导演的《轻松+愉快》剧组,没有从业经验,就只能吃苦耐劳。站在什么角度、怎么打板打板时的谭博并不知道,只能通过上网、看书的方式学习。

拍摄虽然不容易,但组里的氛围很好,他很喜欢耿军的语言风格,“特别轻松愉快,就找到了做电影的乐趣。”

相比之下,学编导的刘婷婷已经算是科班出身了。原本在电视台工作的她,因一次去横店探班的偶然经历,进到了剧组。“那时候也没有正式入行,只是做一些类似编剧助理的文字工作,记录他们开会要改什么剧本。”刘婷婷说。

当时的她跟着拍了很多香港电影的场记师父,学着如何做一名场记。直到怀着一颗崇拜和学习的心,进入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剧组,刘婷婷找到了做这份工作的意义。

拍摄现场她看到袁和平和梁朝伟等主创,是如何热情认真地对待电影,也发现王家卫导演的习惯是用他的独白说话,“拍很多的画面,配上他的独白,但当时拍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些镜头是干什么,直到呈现出来,惊叹原来还可以这样!”刘婷婷提起那个时刻,还是感慨“特别神奇”。

而实实在在地参与过这样的影片,她觉得就是值得的:“看到这部戏得了奖,想到这部片子我参与了,更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

外行身份,仅凭“喜欢”入场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份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会让自己投入得

刘婷婷刚入行的时候,还是用胶片拍摄的年代。每个场记脖子上都挂着一块秒表,他们需要掐着秒看这一条拍了多长时间,算计胶片够不够用。

那个时候,她会在剧本上画各种图。人物A在左边,B在右边,A的左右手拿的东西分别是什么……拍下一条的时候,物件要在它该在的位置,不能穿帮。

后来技术进步了,有了QTAKE,现场每个人都能随时分到信号,手上拿着IPAD,每一个部门都能监看画面,连场记板也变成了电子的。场记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打板的工作很多是摄影组的跟机员和打板人员来做。更多的时候,刘婷婷跟在导演身后,与各个部门沟通,来完成自己的工作。

但不管技术怎么进步,这份工作还是需要不断学习。谭博在姜文导演的《邪不压正》组时,为了更好地工作,甚至试着默写剧本。“每场戏实际拍摄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比如上一个镜头是在北京的影棚里拍彭于晏跑出来,下一个镜头接的可能就是在云南拍的戏了。”为了接戏的问题,要对剧本烂熟于心。

到了《乌海》拍摄期间,作为场记的谭博对于工作已经很娴熟了,他知道现场该做什么,哪些东西可以提前准备,“比在最初在耿军导演那里熟练了很多。”

不过和任何一份工作一样,做得越久,能获得的成就感阈值就越高,瓶颈期也就跟着来了。

做了五年场记,颜伊凡觉得该学的东西学到了,再干下去好像“也就这样了”。“因为从一开始可能就是好奇,觉得挺好玩的,然后是不服输,想把它做好,做着做着,学着学着,好像都能胜任工作了,就想转型了。”他说。

毕竟在很多人看来,场记是非常基础的工作,但有了做场记的经验来打底,很多人可以转型做现场执行导演或者统筹。去年,颜伊凡尝试做统筹助理,之后也打算慢慢地往统筹转。

而谭博在上个月刚转行,在一家品牌的广告公司做项目经理。转行的念头,经常会在一个片子杀青和下一项目找来之间的空档冒出来。在组里的时候,谭博忙着工作,不太会想别的,而一旦杀青回到在北京的住所,“这个工作到底要不要坚持”的声音就会反复想起。

拍电影的工作,让大家没有办法稳定下来。“在剧组里工作的最基层的人,包括很年轻的小伙子们,都还处在一种漂泊的状态。”谭博说。

更现实的层面是,场记的收入并不会随着经验积累而发生大的变化。一个项目拿到的钱平均到每个月,和普通上班族也差不了太多。一旦要考虑这些现实问题,很多因理想和热爱而来的人,也不得不转身离开了。

“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场记,有没有想过转做副导演、执行导演、统筹?”很多人问过刘婷婷这个问题,她当然想过,也尝试过。

她发现那些工作自己也可以做,但直到今天,她依然是一名场记。“有一个前辈,已经六十多岁了,做了几十年的场记,场记就是她的身份。”刘婷婷说,每部电影的幕后都有不同的职位,没有谁比谁更高贵,在场记这个岗位上,如果能做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对影片拍摄有所帮助,那就是成就。

细节决定了一个场记的上限。要记录下能让剪辑和DIT看得懂的东西,镜头和服化道、演员是不是连续,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工作。上一个全景镜头演员的衣服扣子是解开的,下一个近景演员因为冷把扣子扣上了,这样的穿帮镜头,刘婷婷不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

“虽然现在各个部门,像道具组会盯自己的道具,服装组会盯服装的,但我还是要注意这些细节的东西。”对于这份工作,她很执着,甚至调侃自己太轴了。

有次在拍一个镜头时,摄影老师出于画面好看的考虑,想把原本放下去的窗帘升上去,刘婷婷跑过去制止:“不行,刚那个镜头窗帘是下来的,现在升上去会穿帮。”然后去和导演协调,依照导演对镜头的要求来决定。

不管最后有没有观众能注意到这一点,作为场记,这些细节就是刘婷婷的工作,能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就是最好的场记。

当然,辛苦总是伴随其中。在“女的当男的用,男的当牲口用”的电影剧组,工作强度经常大到身体上吃不消。拍《绣春刀2》的时候,刘婷婷连续熬了一个多月的通宵,拍完后神经衰弱,别人大声叫她的名字会把她吓到,杀青后在家躺了半个月不想动弹。

“拍《飞驰人生》的时候,在新疆无人区或者公路上,根本就没有厕所,对女生太不友好了。”刘婷婷调侃自己现在已经养成了憋尿的习惯,“感觉肾不太好了。”

可是这些,都不能成为她放弃这份工作的理由:“我为什么不能干一辈子场记呢?”

小时候,刘婷婷很喜欢刘德华,在文具盒和书皮上贴满了刘德华的贴纸。去年她进了饶晓志指导、刘德华主演的《人潮汹涌》剧组做场记,和她崇拜的华仔一起工作。在拍摄现场,她用自己的专业与刘德华沟通工作,这让她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我平等地站在了偶像面前。”

电影上映后,刘婷婷去影院看完了片子,听着周围观众的众论,她觉得很骄傲。“虽然我不是导演也不是摄影指导,但我的名字出现在片尾字幕,我参与了这部电影。”

而离开电影,进入广告公司的谭博,获得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并且意外地有了一些新的感受:电影是影像的艺术,广告或许也可以。谭博发现自己过去几年经常局限在文艺片里,也需要换个方式,开拓一下眼界,积累一些做广告的创意。

“有点像缓兵之计。”谭博说,这些尝试也许同样能为他之后继续做电影服务,“如果以后有我欣赏的导演、喜欢的片子找我,我还是会去的。”

电影制造了很多梦境,让一些人能够光鲜亮丽地站在大众面前,接受关注和掌声,但更多人,躲在了幕后,默默地守护着每一个镜头。

对于这些“螺丝钉”来说,他们坚守于此的原因却非常简单,如三位电影场记所言:热爱大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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