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江湖”与“魏晋风度”

刘国重的读金时代2019-04-14 15: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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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度汪汪,           

如万顷之陂,             

澄之不清,             

扰之不浊。              

其器深广,             

 难测量也。                                   

——《世说新语》

 

 

金庸一生,争强好胜。《神雕》中“重阳一生,不弱于人”语,未见得不是作者的心声。


金庸也相当在意他人的指摘批评。这次他以80高龄入剑桥读博士学位,多少总与那些挂博士衔的学者大人们指称他学问不够有关,说起此事,金庸甚至有几分负气:

 

“我在浙江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人家说我学问不好,不够做院长。别人指责我,我不能反驳,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自己的学问。我向浙大请了假,来这里读书。”

      

1966年1月,梁羽生在《海光文艺》创刊号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指出:

 

“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的影响较重……梁羽生擅长于写文采风流的名士型侠客,佯狂玩世,纵性任情,笑傲公卿的一类人物。”

   

梁文发表后的第二年,金庸起笔撰写《笑傲江湖》一书,与梁羽生对他的讥评或许不能完全无关?梁羽生此语应该没有恶意,但这种论调必不为金庸所喜,金庸对古典中国向来充满温情,他晚年自言:“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海宁查氏的后人居然让“中国式”的梁某人认作“洋才子”,金庸几乎会视为蔑辱。

    

《笑傲江湖》藉由令狐冲其人,所要体现的是中国文化精神之魂魄,倒不仅仅为了塑造某一名士型人物。


哪一时代最足体现中国文化精神?人言言殊。我个人认同魏晋。宗白华先生认为: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

 

历代高人逸士,无不归宗魏晋,苏轼生平写了上百首《和陶(潜)诗》,袁中郎痴迷《世说》,直到古典文学的殿军也是集大成者的曹雪芹,乃字“梦阮”,朋辈亦将其比作阮籍。

    

而令狐冲,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深情的一个人,其人格之美,令人惊羡。他与魏晋风度的血脉关联,金庸在书中谈到过两次:一是《笑傲江湖》之曲的源头是嵇康临刑弹奏的《广陵散》,二是在《后记》中,金庸将令狐冲定位为“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粗略来看,令狐冲与陶潜,一个“没读过多少书,什么诗词曲赋,全然不懂”,一个则是“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的伟大诗人,很难将此二人联想到一处。因此,我在《谈李寻欢》指认“令狐冲为金庸笔下最成功的名士形象”,也就几乎没有人赞同。
    

《世说新语·任诞》载录王恭之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要令狐冲“痛饮酒”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他根本不读书,更不读《离骚》。诗词曲赋、琴棋书画等等雅事,除盈盈为他“恶补”过琴艺,几乎全部在他的视野之外。

      

那是因为金庸在以武说文,令狐冲的“独孤九剑”就是他的诗篇,他的书法,他的泼墨……

      

金庸曾言:

 

“实际上我写的很多正面人物可以说是儒家,但是他们不是读书人,好象郭靖……他知道守襄阳是守不住的……儒家的教训说就是‘杀生成仁舍身取义’……这是儒家的精神。”

 

郭靖“不是读书人”,却“可以说是儒家(人物)”。同理,令狐冲虽然自称“我什么书都不读”,但他身上,体现着鲜明的道家精神。

    

金庸当年为香港版《笑傲江湖》自定封面画、印与插图,相信大部分网友都没见过,兹取与“独孤九剑”剑理相通者,节录于后:


第一册封面国画乃是徐渭的《梅花》,只疏落两三枝,题字:


“从来不信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金庸在图下附加说明:“‘梅花谱’自来是画梅的典范,徐渭不理经典的规范,信手挥写。”

 

插图二,插图三,徐渭行草《青天歌》(局部),金庸注曰:


“此长卷书法跌宕有致,波澜迭起,本书选录其最后部分,文曰‘……三尺云十二徽,历劫年中混元,玉韵琅琅绝郑音,雅清偏贯达人心,我从一得鬼神辅,入地上天超古今,纵横自在无拘束,心不贪荣身不辱,同唱壶中白雪歌,静调世外阳春曲,我家此曲皆自然,管无孔兮琴无弦,得来惊觉浮生梦,昼夜清音满洞天。徐渭书。’前四句似说盈盈之琴,次四句似说令狐冲之剑,……”(刘按:《青天歌》诗,丘处机作,后徐渭发为草书。也有学者认为这幅行草,非徐渭真迹,西贝货也。)

 

   第四册插图二:郑燮《兰竹》,金庸注曰:


“题字云:‘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固不在寻常蹊径中也,未画以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似可为‘独孤九剑’之剑法写照。”

     

石涛谈“画法”的一节文字,虽在《笑傲》中未被采录,却尤其与“独孤九剑”的“剑理”相通,附记于此:“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人不能出一头地!”

    

艺术各门类,达到最高境界时,是完全相通的。

      

“武术”也可以归到艺术类吗?不能!但是,小说中的武功,非人间所有,出自作者浪漫的超现实想象。他们(尤其金庸)对武功的理解与虚构,更多缘自儒释道三教的哲思与历代艺术家的灵悟。


因此,金庸借风清扬之口,将“独孤九剑”传授给令狐冲时,必然要取譬于诗文,从中见得“独孤”出世,灵感所由:“熟读了人家诗句,做几首打油诗是可以的,但若不能自出机杼,能成大诗人吗? ”(三联版《笑傲江湖》372页)后来,令狐冲与任我行在梅庄比剑,金庸再次借武论文、以诗说剑:

 

“使这‘独孤九剑’,除了精熟剑诀剑术之外,有极大一部分依赖使剑者的灵悟,一到自由挥洒、更无规范的境界……每一场比剑,便如是大诗人灵感到来,作出了一首好诗一般。”(三联版《笑傲江湖》804页)

   

风清扬道:“一切须当顺其自然。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剑术之道,讲究如行云流水,任意所至”,语出苏轼,“吾文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在乎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干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地赋形而不可知 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东坡居士用这话来进行“自我表扬”,也曾大度的挪用来“表扬”文友谢民师:“(谢的诗赋)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东坡诗曰:“我书意造本无法”,亦与“独孤九剑”可通。


大苏将“行云流水任意所至”视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殆无疑义。而在金庸眼中,它就成为“武学”的最高境界。因此我谓:金庸以武说文,令狐冲的“独孤九剑”就是他的诗篇,他的书法,他的泼墨……


1981年,金庸说:“拿武功来说,当它臻于化境,便自然成为一种艺术了,所以我会用书画之道去解释一些招式。”(中国友谊出版社《金庸茶馆》第五册22页)
   

风清扬又道:“单以武学而论,这些魔教长老们也不能说真正已窥上乘武学之门。他们不懂得,招数是死的,发招之人却是活的。死招数破得再妙,遇上了活招数,免不了缚手缚脚,只有任人屠戮。”读到这里,我于剑道并无长进,却想起了齐白石“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训诲,事实上,此语又被京剧大师梅兰芳所借鉴,以此自警,并教育梅派弟子。


《神雕侠侣》中的朱子柳,融书法入武功,他与霍都对敌时,书写过张旭的《自言帖》。金庸在小说中没有载入的此帖全文:

 

“醉颠尝自言意。始见公□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及观公孙大娘舞剑而得其神。自此见汉张芝草书入圣。甚复发颠兴耳。有唐开元二年八月望。颠旭醉书。”

 

由公主与担夫争路,张旭悟到了书法中的避让之道;由公孙大娘舞剑器,张旭悟到了书法的神韵。


金庸从文学中悟得武学,唐代草书大家张旭则从武事中顿悟文道。

  

天下事,向来无独有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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