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跟钱穆大师读国史
宁读经典一本，不读庸常三千
《国史大纲》
作者：钱穆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10年）
《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在抗战时期的巨著，起源于教授西南联大的历史课堂讲义，于昆明宜良山中闭关完成。由于时局动荡，所有人朝不保夕，《国史大纲》也于那个特殊的年代快速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避免成为炮灰，从而轰动一时，洛阳纸贵。这在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中详细说到过。
由于文人相轻的缘故，《国史大纲》问世后也曾被同行讽刺为“从不看钱穆的书”，但是如今依然名满天下的《国史大纲》任何时候都是史学界的泰山北斗。“知我罪我，归之读者”，这句话是对于任何一件传世之作生命力的诠释。因此，作为这几万万之一的读者，我也有点滴之权写下这篇感想，以与同好者共勉。
虽接近于古文，但还是那句话，钱穆先生的文字无丝毫艰涩之感，行文流畅，论证有力，意旨清晰精彩，这也是普通读者可以读完的根本原因。
但此书又不适合碎片化阅读，并非随便翻翻可领其要略，每次如无一小时以上的投入很难保证获得阅读的享受感，但如坚持到连续三小时以上，又容易觉得疲倦。究其原因，国学底子不够带来些阅读困难也算正常，在我就有20%-30%的古文史料难以读懂，但阅读的意义却正是在此，读一些超过自己理解水平20%-30%的作品是最适宜的状态，再多则难度太大失了兴味，再少则又纯是消遣无长久之进益——人是需要进益的复杂性动物。
印刷正文分为大中小三号字体，大字为纲领性论断，几乎是一种严谨的白话文，易懂。中字辅以论点论据，也基本可懂。小字多为古文史料，以及一些论证结论，需要稍厚一点的古文功底，因人而异。如果要仅读“纲领“，也可以忽略小字，则可得全书一气呵成，绝无读不懂之忧。
历史的写法
读了《国史大纲》发现，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这样教。
就从前文所说的大中小三号字体来看，就可知大师治史，最看重什么。首先要了解的是一种历史的纲领和精神，中国史的整个演变逻辑，以及背后的动因。其次是帮助理解这种纲领和精神的历史脉络叙述，包括引证，例证，推断的思路和依据。最后才是所谓的史料，年代与各种古文记载。这当然与我们习惯的“编年历史背诵法“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仅是西南联大本科生的教学素材。
房龙在《人类的故事》中提到，他不会给读者灌输精确的历史发生年份，因为这并无意义，只要读者能大致了解历史的发生阶段，从而理解前因后果，这就达到了目的。可见大师的见解是相通的。
《国史大纲》的引论中提到过这种纲领式的历史写法。顺便提一句，其引论一篇，已构成名垂千古的大作了，即使不读《国史大纲》正文，多读几遍引论也是很有好处的，而读完正文应再读引论，又有不一样的感受。怎奈业余读者毕竟不治古文古史，不能做到像专业人士那样一遍又一遍地吸收大作的精神，失却了教养的机会。
所谓纲领式的历史写法，是为勾勒历史的精神所在，不得不去掉了很多的史实，以符合“一个网球运动员的一生”或者“一个音乐家的一生”，这是一个有趣的比喻，但很切中痛点。比如我们读历史演义，经常感到故事性很强而精神性不足，几年前读《前汉演义》，人物庞杂故事曲折，未免有些昏头昏脑，前读后忘。犹记幼时读《三国演义》，好不容易记住一个刚出场人物的名字，很快就已经“只一合，斩于马下”，不能得其历史精髓。
《国史大纲》的做法其实就是把次要的，无益的，偶发的历史事件和庞杂的史料信息都过滤掉，把最重要的那部分以中华民族史发展为轴线呈现出来。所以读来的感觉，不是一种浩瀚无边沉浮史海之感，而是一种沿着历史航道乘风破浪遨游向前之感。
为什么要读史？
经常发现自己有限的历史知识是来自于金庸小说，或者说，正因为金庸小说，而使我对于某些特定阶段的历史有着特殊的兴趣。比如吴越争霸是《越女剑》的背景，宋辽对峙是《天龙八部》的背景，宋金对峙是《射雕英雄传》的背景，，清初文字狱是《鹿鼎记》的背景，还有《笑傲江湖》虽然没有历史背景，却比任何一部作品更有时代影射意义。
但是历史毕竟不能只从小说中去读，小说传递出来的是碎片化的历史观念，金庸写的康熙再好也是小说人物，千钧之重的“永不加赋”四字，曾让读者心潮澎湃，但依然无法敌过《国史大纲》中平淡的一句：清代统治中国的传统政策，一面钳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这实实在在也是《鹿鼎记》所不知不觉流露出的蛛丝马迹，只是作者美化康熙的意图是如此明显，几乎寄托了自己平天下的未酬之志。
读历史就是在解读我们的今天。房龙一直强调，如果你不能理解历史，那么同样也无法理解今日的世界。，题目是“历来帝王，不喜太子”，有了历史做铺垫，再看现实才会有不一样的视角。我们老祖宗一直提倡，以史为鉴，可以知新替。对此，捣蛋的房龙从不客气地说：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从来也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一直觉得《人类的故事》写得最好的篇章是中世纪的社会形态，它把我们对于中世纪的刻板印象给颠覆了，同样，《国史大纲》也从多方面颠覆了我们对于中国史的那些刻板印象，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废黜百家。接下来，请允许我择出喜欢的那些观点，讲一些零碎的体会。
国史那些事
秦政府历二世仅十五年即亡，一个如此短暂，，我们对他的评价如仍然停留在专制，，不得不说是浅薄无知。，废封建，行郡县，收兵器，筑金人，其背后实有一个高远的理想。
，以军功封王造就变相的封建，似乎是吸取了秦政过于激进和理想主义的弊端。理想主义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有严重的问题，但是持理想主义者通常为一片赤诚之心，不免两败俱伤。
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渐渐培养了一个与王室分离的独立政府，士大夫门第从此崛起，读书人不再是旁门杂流被秦始皇所坑之儒，，开创文治精神，公卿朝士，名儒辈出，是一个令人好生神往的年代。
，虽然舞台上的他是白鼻子小丑，史料上的他是乱臣贼子，但作为一代名儒，王莽的上台实抱有革新社会的强烈愿望。更令人赞叹的观点是，王莽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亦绝少注意到一般平民的生活。
曹魏与司马家则是半斤八两，，心态就扭曲，。魏晋南北朝是个精神上极度分裂的时期，，士族门第通过退而清淡保存自己，甚至与王室对抗，毫无建树，要说贡献，总算保留了中华文化的一息文脉。反倒是北方鲜卑拓跋氏入主中原，励精图治，。
唐制即是隋制，从人口看来唐代直到开元盛世也未达隋代的繁荣，但是隋历二世三十五年而亡，极似西汉前的秦朝。可见制度先进不是一切，要看制度能否体现社会发展阶段的精神，隋政府秦政府都是不作不死的两个典型，当然还在于帝王精神与社会精神的脱节。
唐代重文轻儒，造就了晚唐浮薄的文风，但其文学确已达历史的最高点。宋代重儒轻文，真正入流的是严谨的学术文化，所以表面上给人束缚之感，不似唐代吟诗作对的自由奔放——可想象下上官宛儿裁判一群老朽的故作诗情。但唐代士人常是不得志，名气和地位成反比，宋人则不同，，宋政府是读书人的福音。可惜的是宋政府面临的外患都太强，杯酒释兵权的结果是过早地造就了一个军事上孱弱的政府。
到宋代，士族门第已基本消亡，士大夫多出身于平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以用钱穆的话说，普通人家，家庭温饱，即从师问学，而一登仕宦，则束身礼仪之中，厚积为富，其势不长，然亦非有世袭之贵人也。相对于西方社会历世不败的豪门贵族，中国的封建势力只在一些变相的条件下滋长，最了不起的魏晋南北朝衣冠门第，到唐代就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此时士大夫精神达到他的理想最高点，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上升到了宗教哲学的地位，一直影响到晚明时期。其后的清廷实讨厌这种精神，认为士人以天下为己任，那要皇帝干嘛？宰相如掌权，皇帝岂不下岗？作为帝王，能和读书人吃这种干醋，难怪钱穆将清政府定义为狭义的部族统治，将洪武废相后的五百年历史定义为君主专制。
而之前，则是帝王象征着相对稳定的国家精神，故世袭之，宰相为政府实际管理人，故不能世袭，王室与政府相对分离，，但帝王并不是个为所欲为的自由人，如东汉，还得多方倚仗宦官与外戚。我们的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帝王，实过得不快活。
《国史大纲》写的不是史实，而是中国历史的精神演变，这是它最好看的地方。我们看到，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有很多成功与失败，都很难评价，因为历史无法重演，但写史的人有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也因此构成了各家史学名著的独特性。
一代大师已经远去，士族精神也断然绝矣，钱穆曾描写幼时读书的情状：早起读经，午后读诗，晚间读史。四千年的悠悠文明好像都被收于了这幅古老的画卷。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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