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江湖特别悼念 | 杨绛:她轻轻地走,不挥衣袖,却留下云彩……

1911年秋，杨绛在北京出生，家中排行老四。那时还是清宣统三年，旧时代的尾声。父亲杨荫杭对这个留学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尤为宠爱，为其取名为季康，小名阿季。

大姐二姐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三姐留在老家无锡。阿季虽一时成为家中的“独女”，但却从不骄纵。父亲也说“只要宠，将来孩子一定是自私的。”辛亥革命前，父亲从京辞职，携阿季和母亲回南方照顾祖母，后又因局势动荡辗转到上海。

等到阿季重返北京，已是四岁的事儿了。一家子住东城，阿季在贝满幼儿园上幼儿班。后来，全家又搬到西城东斜街25号。每天黄包车往返，阿季和三姐一同上下学，直到八岁再次回南方。

△阿季与母亲唐须嫈

阿季听父亲一向说启明女校教学好、学风正，这也让她定下了和姐姐们一起去启明上学的念头。只是母亲心上放不下，问她：“你打定主意了？”阿季答：“打定了。”便揣着一枚崭新的银元跟随着大姐二姐去了上海。

上海人把淘气的小孩称作“小鬼”，学校的小鬼们爱把老师喜欢的学生叫做“大零”（darling，心爱的人）。阿季乖巧也人小鬼大，是同学眼中的“大零”也是老师眼中的“小鬼”。

一次，有个小鬼玩耍时陷入了泥塘，阿季比同龄的小孩班次高，便有两个孩子找她来求救。阿季有模有样地发号施令告诉大家怎么做，帮助了那个孩子。

△启明女校

后来，杨先生回忆起往事，把饶有童趣的这些故事写进了《我在启明上学》。杨先生说，学会判断和自我克制，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而启明生活给予她的，正是逐渐锻炼出好意志的机会。离开启明之后，阿季随家人迁往苏州振华女校上学，那一年，是1923年。

新校振华按年级定课程。这让当时各科程度不一的阿季成了老师眼中的“老部长（老不长）”——学业不长，个头也不长。

△东吴大学女子篮球队，左一为杨绛

后来逐渐长大，幼时贪玩的阿季开始贪书，从老子的《道德经》到左丘明的《左传》，从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到冰心的《寄小读者》，阿季成了“一星期不读书就白活了”的书痴。

1928年，阿季毕业，入学东吴。但感叹自己的运气不好，那个年代的大学招生的地域限制很大，她没有进入心心念念的清华大学。

1932年，，杨先生只好北上借读。本是借读燕京大学，考完入学考试后，杨先生便急着去清华探望老友。老友深知杨先生心念清华，问她“既来北平，何不到清华借读？”就这样杨先生进了清华。

也是在那一天，杨先生巧遇到了同班学友孙令衔的表兄——钱钟书先生。二人虽是匆匆一见，但杨先生早已在好友的书信中听说过这位才子。只可惜孙令衔告诉表兄“杨季康有男朋友”，又对杨先生说“表兄已订婚”。

△杨绛与钱钟书

孙令衔所说的“男朋友”是指费孝通。费孝通是杨先生多年的同学，对先生颇有好感。后来，费老曾去拜访杨先生，先生送别他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钟书先生也曾饶有趣味的用《围城》里的话形容他与费老，不过是“同情人”罢了。话说到了，“普通朋友”的关系也就礼貌周全地定义好了。

再回到杨先生和钱钟书先生，两人初见虽只是打个招呼，就各自归家了，却好像姻缘前定，互相难忘。

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钟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

从此书信往返，开始了一段佳缘。“我介绍他读Out-witting Our Nerves，他介绍我读Time and Free Will。”那时爱情恬静，岁月也美好。

1935年7月13日，杨先生与钟书先生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婚礼。钱家兴旧事仪式，杨家好新，婚礼便新旧参半了。两人婚姻从那刻开始，延续了六十多年，爱情一如最初的模样。那一年，钱钟书24岁，杨绛23岁。

都说民国才子多风流，才气如虹的钱钟书，在家里对杨绛关怀备至，每天早起做早餐，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老。钱钟书何以两眼不见杨柳色，被杨绛“圈粉”一生？

先说说杨绛吧，前面我们讲到她出身书香门第。杨绛先生是作家，《我们仨》 获得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第一名，戏剧家（她所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翻译家（她所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

她淡泊名利，从2001年起，杨绛将个人稿费捐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到2014年已累计捐款一千多万元，将家中所藏存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

钱钟书先生，掌门就不用赘述了，是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著作《围城》家喻户晓。，儿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孩子气、没正经。

杨绛呢，不仅没嫌弃丈夫，反而以他的淘气为可贵，这对夫妻日常生活的画风是这样的：

早起，钱钟书端上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意。杨绛诧异：“谁给你点的火呀？”钱钟书就等老婆问呢，得意回答：“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午睡时分，钟书先醒，玩性大发，饱蘸浓墨给老婆画花脸。没想到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杨绛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钟书满脸不好意思：“我保证不再恶作剧了。”

杨绛临产住院，钟书到产院探望时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原来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杨说：“不要紧，我会洗。”他就放心回去。然后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杨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把门轴弄坏了，不能关了。杨说，“不要紧，我会修。”

钟书对杨绛的“不要紧”深信不疑，仿佛妻子无所不能。

在英国陪读期间，杨绛带孩子、照顾丈夫起居。钱钟书因为学习内容枯燥不喜欢而考不及格时，杨绛就帮助他复习过关。回国后，钱钟书的任务是带女儿玩，而杨绛则包揽了一切杂活。

你以为女神下了厨房，就荒废了才华？20世纪40年代初，杨绛接连发表系列喜剧，奠定了她在国内文坛的地位。与此同时，杨绛仍然操持家务毫不马虎。钱钟书的婶婶夸杨绛：“季康（杨绛小名）啊，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钱钟书小名)是痴人有痴福。”

1966年，在那个特殊时期，两人被迫分离，为见丈夫一面，杨绛每天跑去一个离钱钟书近点的菜园会面，然后陪丈夫晒晒太阳、谈谈心。1972年，钱钟书与杨绛重获自由。荒废了整整10年光阴，夫妇俩决定闭门自守，沉心学问。

劫难反而沉淀了杨绛的知性，她开始看得透人性局限，重新执笔，《干校六记》悲凉中包含诙谐；《洗澡》意趣中折射睿智。动荡年月，近60岁的杨绛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翻译《堂吉诃德》，。

后来，西班牙国王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

 “女儿是我这辈子最满意的作品。”杨绛从不掩饰对独生女钱瑗的宠爱。天意恨人。1996年，钱瑗患肺癌住院，从此越来越衰弱，可能感觉时日无多，她忍着癌痛折磨，开始记录自己与爸爸妈妈的点点滴滴，想留为纪念。可惜起笔未多，钱瑗就猝然长逝。

而这书，就是杨绛后来接来写的《我们仨》。

独女病逝对杨绛的打击是致命的，更致命的是，女儿离世时钱钟书卧病医院，杨绛不敢把噩耗告诉他，只能独自承担悲伤。几年时间里，两个亲人先后住院。杨绛奔波在家与两个医院之中。

那时钱钟书已不能进食，杨绛每天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菜泥、肉泥，还有用针一根根把刺挑出来的鱼肉泥，天天打天天送。此时的杨绛已是88岁高龄，她越来越瘦小。

第二年12月19日，相伴60多载的钱钟书离她而去。“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来……”杨绛在《我们仨》里描述着当时的彻骨悲伤。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4麻袋手稿和读书笔记，收藏的文物，全家的东西，都得要她亲手处理，而这时的杨绛早已心力交猝。

2003年，多达4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面世。2006年，96岁杨绛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2012年，250万字《杨绛文集》八卷出版……

杨先生把钟书先生的作品做了整理和安排，“打扫现场”之后便投身于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一事中去。设立奖学金，一直是杨先生和钟书先生的心愿，二人也极富默契的坚持“奖学金不能用他们个人的名字......要用以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顺利完成学业。”最后，奖学金设在了全家人最爱的清华大学。

“其实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他家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而我家是新式人家，婚姻自主，职业自主。”杨绛如是说。“她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如是说。才貌冠绝，傲骨贤妻。才气如钟书，焉有不与她厮守一生的道理。

终其一生，杨绛评价自己“我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钟书。”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我想这是对杨绛先生一生最好的写照吧。钱钟书能有杨绛为妻，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福泽，俩人最后成为文坛最羡慕的夫妻伉俪。

如今，先生“回家”了。一如她追求的，永远是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她轻轻地来，也轻轻地走，不挥衣袖，却留下了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