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和胡雪岩,红顶商人不同的结局

菁英范2019-06-14 20:02:40

米糕新闻日记(ID:katehoo_BEN)


李嘉诚一生打过许多硬仗,这个八旬老人,最后以一场外科手术般精准切割政商关系的战役实现了人生的完美收官,终于在90岁时光荣退休。老李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能够凭借政商关系富可敌国,最终却可全身而退之人,实乃百年难得之奇才。


时代累了,一周谢幕三次,从纪梵希到霍金再到李嘉诚。


朋友圈是时光机,凭空扭曲物理距离,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出点事,感觉都跟祖坟开裂一般,必须掺合一下。只不过别人的时代是聚光灯下书写传奇,你的时代是看别人大幕揭起,落下,然后洗洗睡。


同样是角,有的人风光几年,有的人风光几十年;有的人刚吹的牛逼还是热的,已经开始忙着到处借钱;有的人不吭不响闷头倒腾,几千亿资产游走如过江鲫。


都说时代变了,吴小晖抓了,孙宏斌哭了,王健林愁了,为什么雄踞富豪榜三十年的李嘉诚却能笑口飒飒的金盆洗手?


1


作为纵横政经圈半个世纪的顶尖高手,也曾是横跨中英政界的通杀玩家,老李也脱不开倚赖政商关系的发家之路。


八十年代常驻香港的英国记者乔·史塔威尔曾是李家多年座上宾,在史塔威尔笔下,老李表面与其他香港大亨没有不同,每天工作16~18个小时,但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打理人际关系上。


当时的老李和现在爱抱大腿的土豪企业家也没有不同,会花大量时间确保自己与占支配地位的政客合影挂在办公室墙上,并及时把失势者的照片拿下来。


打高尔夫球,开酒会派对,私人游艇出海,浅水湾的豪宅、香港公海里的游艇、旗下的五星酒店,除了要供关系户们任意使用,也随时准备帮他们解决工作之外的需求。


沈弼1986年离开香港时,老李也曾打造一个1米高的纯金汇丰银行总部模型给老沈,如今富豪们看不上的公关手段,老李当年都用过。


总的来说,过去40年,老李在政商关系这盘棋上少有败笔。


港英时期,老李与汇丰银行关系密切,曾任汇丰控股董事会非执行副主席长达7年。1992年,香港立法局9名非官方议员中,有6名是李嘉诚私人“幕僚”,且都聘为长实董事。回归过渡期,老李不但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港事顾问,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86年,小平同志曾单独接见老李,表扬他捐建汕大,1990年,面对半年前在报纸上公开署名的老李,老邓不计前嫌,再次单独会见,语重心长:“(稳定香港的)这个力量怎样凝聚起来,采取什么形式,要考虑。希望你同接触到的有影响的人取得共识,搞好香港的过渡。”当时老李也跟老邓拍胸脯,自己的事业“正如一颗大树,根扎在香港。”回归后,老李作为爱国商人更是如鱼得水。



2


老李之所以敢跟老邓拍胸口,是因为不管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凭借老李在香港和内地的人脉,都可以呼风唤雨,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钱有钱。


1998年,回归第二年,李家二公子李泽楷就成功游说特首董建华和香港政府支持建立“数码港”,凭借一个纸上谈兵的计划——科技包装地产,免费获批一片64英亩的土地并获独家开发权。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一事件曾引起香港舆论、市场和其他八家房地产商猛烈抨击。这其中,老李透支了多少和董建华的私交只有他自己知道。


可惜的是,首任特首董建华想的是借首富的影响力和资金将数码港变成香港经济转型的发动机,埋下科技创新的种子,而李家二公子却毫不犹豫地按套路把它搞成了地产项目。


2000年,为收购香港电讯,又是李家二公子,在短短一个星期内获得四家大银行支持,撬动1000亿港币,最终以2900亿港币价格完成收购。


六年后,电讯盈科市值蒸发90%,多少香港人家破人亡,李家二公子却能不顾第二大股东网通的强烈反对卖掉电讯盈科。又过三年后,电讯盈科私有化,多少普通人百万身家化作零头,再无翻身之日,而李家二公子却能毫发无损。熊孩子如此折腾能全身而退,左右不过是大家给老李面子。


2011年之前,香港人总说香港是李家的城。可惜,盛席华筵终散常。香港人想不到的是,数年之后,李家弃城而去不带一丝犹豫。


3


弃城还是不弃城?这是一个问题。而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时机。什么时机?政商关系何时亮红灯。


政商关系如网,身在其中,可保周全,可图通达,可是若你想挣脱这网,却也发现,成也是网,败也是网。


老李与政治圈最后的蜜运期随着2012年他公开支持的特首候选人唐英年参选败北后,就再也找不回当初心动的感觉。虽然撤资的动作2013年才浮出水面,但要与政商关系做个了断的执念大概在此时就已埋下。


平湖荡扁舟,不问江湖事。可能是所有江湖中人的理想退休生活,老李在华人世界做了15年首富,2015年,这顶首富的帽子送给了国民公公王健林。之后两年,帽子三易其主,从王健林到马云再到河南许家印。


从稳坐江山15年到两年内频频变换大王旗,老李可能比一般人更早感知春江水温。


是的,江湖里还有大鱼大虾,但是过去撒网就能大丰收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回头了。更重要的是,网似乎也已经不在自己手里了。


在老王得意忘形地谈小目标时,老李想的却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当王健林哭着找人借钱,满世界都是公号推文在替中国的政商关系把脉时,老李早已完成万亿资产的乾坤大挪移,华丽转身宣布退休。


政商关系所需要的一切,老李都知道,正因为知道,才能比其他人更早看出,这个江湖早已不是那个江湖,现在的规矩也早已不是以前的规矩。


2017年,在某纪律会议上,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是“防止被利益集团围猎”。在新的历史阶段下,新型政商关系从“鱼水媾和”向彼此都在“提防”的状态转变,“红线时代”早已悄然降临,却还有不知死活的企业家前仆后继,最后落得屁滚尿流。


而老李的过人之处就是在这红线悬而未决时,他早已下定决心。



4


做生意的谁不知道胡雪岩?搞政商关系又怎能不了解沈万三?但是,为什么自古以来能在政商关系之下全身而退的人少之又少?


中国人爱说“三思而后行”,《大明王朝1566》中,想在复杂朝局中全身而退的大太监吕芳也给徒弟杨金水开过一个“三思”的药方:所谓三思,就是要懂得“思危”、“思退”、“思变”。


今日回看,老李能够金盆洗手,全拜这“三思”所赐。


所谓思危,是立于政商关系的高墙之下,能享得了乘风破浪的爽快,也能扛得住逆风而行的压力。顺风时势如破竹,逆风时步步为营。


从嗅到空气开始变味,李家就一直秘而不宣地谋划如何安全切割政商关系。家大业大名气大,如何能不显山不露水安全出局,需要大智慧。


更重要的是,一旦决策,绝不拖泥带水,坚持按部就班。不管外界舆论如何穷追猛打,都坚定按计划执行。从开始零星售卖物业到2015年1月完成长和系重组,前后不过是一两年时间,步调一致,意志坚定,决策果决,行动力不亚于一支军队。


所谓思退,是不管赢面多大,局势多好,永远在想退路何在。一旦决策就绝不恋战,永远不赚最后一个铜板。


2014年,老李大量抛出香港物业后,香港楼市再度疯狂暴涨,甚至翻倍。但对老李来说,相比大船调头这种战略级目标,绝不会因蝇头小利临阵换策。该退就退,哪怕巨利唾手可得,也绝不恋战。真正践行了宁可一思进,莫在一思停,为求留给子孙一个洗尽政商关系底色的基业,费劲心思。


不危思危,当退则退。


所谓思变,是巨浪当头大船如何能够调头?


人人皆想退,但并不是人人都能退。如何退从来不是易事。这一轮排兵布阵,明进实退,老李不但将所有物业卖到最高溢价,还实现了长实,和黄的完美重组,新成立的企业在开曼注册,在香港上市,布局上进可攻,退可守,两边下注。危局时有稳定的公共事务投资垫底,一旦真有国运滚滚来,至今仍公开坚称自己从未撤资的老李想卷土重来也毫不费力。


商人重利亲离别,资本轻义无祖国,玩得转政商关系,也懂得思危思退思变,老李不洗手,谁有资格洗手?


5


命理师曾分析过老李的八字,说老李在1991年-2011年20年间行丙寅、丁卯大运,名成利就,大富大贵;但是从2011年-2021年,这十年风光不再,为老李大限,甚至有生死关口。


想来也是,老李90岁了,老友郑裕彤也只活到91岁,到2021年有生死关口也不足为奇。老李一生笃信佛学命理,估计早已戡破身前身后事。


从11岁躲避日军南下,到14岁丧父立户,68岁还遭遇长子被绑架,征战商海70年,老李今天终于可以笑呵呵说一句:我将退休。


老李这一辈子,担惊受怕、如履薄冰时多,安安稳稳、无风无浪时少。一生干过无数硬仗的老李,耄耋之年仍以超人的智慧,外科手术般的精准,为家族打下这最后一战,不但为子孙留下洗尽政商关系底色的基业,也确保了万亿资产在腾挪中顺利过渡。


重组后的长江和记实业,长江实业,长江基建以及电能实业在过去的2017年均实现利润增长,长江实业利润增幅更是达到14%,如此体量仍有两位数增长,也难怪老李终于可以放心交班。


2016年,在汕大毕业礼上,老李说:“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对故乡故国已尽仁义,才能“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今天,老李在退休公开信上用“天地之间,至诚无息”与诸位道别,虽然他总说“心安是归处”,但在人生最后一次公开告别的舞台上,他还是选了来自《中庸》的这四个字表明心迹。


从今以后,李家与这时代的恩怨皆随着老李退休划上句号,


如果这世间真有金盆洗手,老李的手算是彻底洗干净了;


如果真有退出江湖,老李终于可以笑傲江湖。



新君上位日,李朗隐退时。


延伸阅读:

揭秘大清首富与首善胡雪岩:高调人生,灰暗结局


作为大清国的首富与首善,胡雪岩的崛起与失败都十分迅速,而其个人评价,则留给历史众说纷纭。


1883年的冬天,来得比以往更为冷些。


一座巨大的冰山,在这个冬天迅即融化,把严寒传遍了整个大清国。


这座冰山,名叫“胡雪岩”。


自从进入了“改革”的快车道后,大清国就不再缺少有关富豪们的新闻,且大多数都是正面报道。他们的名头也因此传遍这个国家的每个犄角旮旯,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


胡雪岩就是这些偶像中的偶像。


在时人和后人的心目中,他的形象就是大清“首富”——其实无论在官场还是商场,比他更富裕的人多了去了,但他们因为低调而不为人瞩目;他也俨然成为大清“首善”——随着他那家著名的“公关公司”兼药店“胡庆余堂”的家喻户晓,他的名字也成为“大善人”的代称。


然而,就在1883年的冬天,胡雪岩轻轻地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只留下遍地狼藉。


作茧自缚


如果这场生丝大战真的拖垮了“胡财神”的资金链,那只能说明,胡雪岩的财富,或许远远没有时人和后人所想象的那么高。


宋代陆游曾有诗云:“人生如春蚕,作茧自缠裹。”胡雪岩读书不多,或许没读过这句诗,但他却正是被“茧”困死的。


胡雪岩的“作茧自缚”,被后世的人们普遍描绘为一场悲壮的民族商业保卫战。


据说,胡雪岩痛下本金2000万两,争购并囤积生丝,一是为了解救被洋人们欺压的蚕农,二是要为民族工商业争口气,最后,却因为卑鄙的洋人与同样卑鄙的官府相勾结,导致胡雪岩这位商业民族英雄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了。


中国历史惯常以成败论英雄,作为一名彻底失败了的商人,胡雪岩却没有被当做落水狗而痛打,相反却赢得了其崇高的历史地位。搭建起这一历史神龛的最坚实根基,就来自于他的最后一战:与外商之间的生丝战争。


这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悲情故事,但是,激情燃烧过后,我们还是应当从历史的废墟中,冷静地找找看其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胡雪岩究竟动用了多少资金,投入这场生丝大战?


当然,最可靠的应该是胡雪岩本人的财务记录,但是他被抄家后,一切有关他的直接资料几乎丢失殆尽,这导致了史料的极度匮乏。资料的匮乏,令不少后世研究胡雪岩所谓“商道”的人,居然把高阳写的小说作为依据。


有关胡雪岩采购生丝的资金,主要来自民间的野史记载。普遍认为,他为此动用了2000万两资金,《海光》杂志说他“二千万两出,一千二百万两归家”。后世的胡雪岩研究者也普遍采信2000万两投资款。但是,这一数据是相当可疑的,反证的史料相当确凿。


野史多说他在生丝生意上损失惨重,《海光》杂志说“二千万两出,一千二百万两归家”,损失就是800万两;清代的《见闻琐录》中也说他损失800万两,而《慎节斋口存》说“折耗至600余万金”。


其实,胡雪岩的生丝存货量按15000包计、每包单价按照被炒高后的市价380两计算,胡雪岩在其中的投资最多无非570万两,这与后世普遍宣称的2000万两投资款,相差甚远,而就算赔光了,也不可能损失600万~800万之巨。


在这方面,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估计比较靠谱:“由于金融吃紧, 胡光墉(胡雪岩)不得不抛售手中生丝, 生丝价格于是急剧下落。……胡光墉的损失高达150万两(35万英镑)。”就是损失只有150万两,一定也是将胡雪岩在上海投资丝厂的建设款项、预付给蚕农的定金等因素都考虑进去。


如果2000万两的投资款属实,则就算按照380两的市场高价,也可以囤积51900包生丝,相当于大清国在1882~1883年两年生丝总产量的65%!显然,这绝不可能。


以此推断,可以大致得出如下结论:


一、胡雪岩在这次生丝大战中,按照其抛售价格算,依然是在高位出手,不可能有大的损失;


二、如果真产生了大的损失,一定是其他环节出了问题,可能是他的资金成本、管理成本过于高昂;


三、如果这场生丝大战真的拖垮了“胡财神”的资金链,那只能说明,胡雪岩的财富,或许远远没有时人和后人所想象的那么高。


高举旗帜


胡雪岩成为商界偶像,主要就是其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凭借超级政府公关,而实现了从一无所有到大清首富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有一点大致可以认定:胡雪岩收购生丝所动用的资金,无论是普遍认为的2000万两,还是上文推断的570万两,其财务成本不可能很高。


因为,胡雪岩有着低成本的资金支持,那就是他的阜康钱庄。阜康钱庄中的存款,既有千千万万升斗小民的活命钱,更有不少达官贵人的灰色或者黑色收入。为了结交权贵,胡雪岩有可能以高息支付给这些特殊储户。但是,在阜康钱庄中占据主流的,是暂存于此的国有资金,这些资金的成本是十分低廉的。


这正是胡雪岩被后世津津乐道之处。


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回报是十分巨大的:除了黄马褂、红顶子等政治荣誉外,政府公款的代理权,成为他获取低成本巨额资金的主要来源。对他来说,不仅“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更为重要的是,这双鞋的主人(政府)根本就不在乎鞋被谁穿了、穿多久、穿多破。


深谙此道的胡雪岩,不仅“穿别人的鞋”,而且还“戴别人的帽”——他把自己的生丝投机生意,包装成为抗击西方经济侵略的经济卫国战争。“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胡雪岩)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外国不能操纵,农民咸赖利之。”

其实,长期以来,中国生丝的国际行情,并没有操纵在洋商手上,而是操纵在中国的丝行手中。这些中间商一面压低支付给农民的收购价,一面抬高外贸售价,两头获利。随着19世纪70年代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量蒸汽轮船投入中欧航线,欧洲市场的生丝囤积量大为下降,同时,意大利等地的生丝产量也大幅提高,才导致生丝的定价权转移到买方手中。

胡雪岩将这样一种主要是市场因素造成的定价权转移,归咎于洋商的经济侵略,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收购的便利。而在收购过程中,他在江浙两省白道、黑道上的过硬关系,成为其保驾护航的主要法宝,成功地囤积了大量生丝,推高了上海市场的生丝价格。

如果按照胡氏包装上的爱民爱国理由推算,他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将此批生丝全部自己加工,不让老外染指,以振兴民族工业,但他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生产加工能力;而且,即使全部加工成了丝绸、甚至成衣,也还是要靠国际市场来消化。二是将此批生丝加价后卖给老外,将从外商那里所赚来的钱,分给蚕农们,解决局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或者干脆捐给国家——显然,他也并无如此计划。

胡雪岩的囤积,的确令他自己获得了极好的市场谈判地位。外商们愿意加价收购他手中的生丝,根据并不可靠的野史说,这一加价幅度高达800-1000万两,但距离胡雪岩心目中的价位,还相差200万两,因此胡雪岩没有松口。

怡和洋行的档案表明,在18834月、8月,他们两度与胡雪岩接洽购丝,胡不肯让步,自信心甚强,因为本季丝收极歉109日胡雪岩才2000包给怡和,却不是单纯的销售,而是合伙经营——单价定价380两,但胡只卖一半,保留一半的股权,待这批丝出手后再与怡和洋行平分利润。这当然并非转卖,而是合伙。

更为吊诡的是,11月中旬,胡雪岩欠汇丰银行的一笔10万两到期,宁可续贷,也不愿意卖丝。续贷的10万两,由汇丰银行先交怡和洋行,再由怡和洋行借给胡雪岩,总的年利息为一分(10%),汇丰得八厘,怡和二厘。这其实是拿2000包生丝的预期收益作为抵押,从怡和洋行融资。这说明,一、胡雪岩的资金周转已经出现问题;二、他对生丝的行情依然看好。至于高调的所谓对抗洋商,则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胡雪岩考量的只是经济利益,与洋人是又对抗又联合,无关民族感情。

点金之术

这种高调的背后,如果不是因富而狂,则完全可能是一种包装——其实他并没这么富,却故意显得这么富,以增强市场对他的信心——在当代诸多的融资大案中,我们已经对此类自我包装的富豪并不陌生。

如果胡雪岩的生丝投资不到1000万两,而且损失并不很大,却因此拖垮了胡财神的资金链,那么,胡雪岩的财富实力绝对值得怀疑。

一般的野史,基本认定胡雪岩的个人财富为2000万两左右,如费行简的《近代名人小传》认为:(胡雪岩)私财亦二千万。这一数据,也被当代不少胡雪岩研究者和崇拜者所接受。

最为关键的是,胡雪岩为人极为高调,即便在媒体并不发达的当时,也已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明星级人物。《一叶轩漫笔》说他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汪康年的《庄谐选录》说他富坍封君,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

有关他豪奢的各种段子,一直广为流行。李宝嘉的《南亭笔记》记载,胡雪岩有次经过一家成衣铺,看到有个姑娘倚门而立,颇苗条,就多看了几眼,被姑娘察觉,关门入内。这令胡雪岩大怒,就派人去提亲,要纳之为妾。姑娘的父亲起初不肯,但当胡雪岩的价开到七千元(此处应为银元,1银元约相当于0.7两白银)时,就同意了。成亲之夜,胡雪岩送完宾客后,入洞房,开樽独饮,醉后令女裸卧于床,并命仆人拿着蜡烛在旁照亮,回环审视,然后大笑道: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何如?笑完就走了。次日,胡雪岩派人告诉新娘:房中所有悉将去,可改嫁他人。结果,这个只被看了一夜的姑娘,获得了二万余金遂成巨富

同书也记载说,胡雪岩为了重赏演戏者,命以筐盛银千两,倾之如雨,数十年来无有能继其后者,甚至胡家的司机(舆夫),也是相随既久,亦拥巨资,舆夫有家,兼蓄婢仆,入夜舆夫返,则呼曰老爷回来了,快些烧汤洗脚’”

此类传闻,真假并不重要,关键是胡为何如此高调露富,莫非他不知道韬晦藏富之道及枪打出头鸟的风险?这种高调的背后,如果不是因富而狂,则完全可能是一种包装——其实他并没这么富,却故意显得这么富,以增强市场对他的信心——在当代诸多的融资大案中,我们已经对此类自我包装的富豪并不陌生。

就算假设胡雪岩的个人财产果然是2000万两,他又是如何挣得的?

这方面的史料,同样极度匮乏,于是,野史中就只好拼命猜想。《异辞录》甚至认为,胡雪岩的第一桶金来自太平天国战乱中操纵银价:江南大营围寇于金陵,江浙遍处不安,道路阻滞,光墉(胡雪岩)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这种倒汇行为,当然能赚钱,但不可能致富。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胡雪岩的生意分为两大类,一是特种生意,没有特殊关系做不到的,比如为政府采购军火、机器、筹措外资贷款等;二是正常生意,比如生丝、大米等大宗商品的倒卖,或者钱庄、当铺等金融行业。这些生意中,唯一能查到足够多确切史料的,是胡雪岩过手的大清国对外借款。

胡雪岩的主要靠山,是左宗棠,胡其实是左的财政部长。左宗棠受命西征新疆,因为军费无着落,在胡雪岩的策划下,左宗棠说服了中央,从外资银行贷款,总共借了6次,总额为1595万两,史称西征借款,全部由胡雪岩经手。


在西征借款中,外资银行实际收取的年利率为8%-10%,银行在其中的获利空间已经相当大。而报给大清国中央的利率,远比这还要高,这就是胡雪岩在左宗棠默许甚至合伙下所加的帽子(浮报)。


利率浮报最多时,居然高达本金的10%,比外资银行收取的8%还要高。而浮报利息金额最大的是第四次贷款,虽然年利率只浮报了5%,但因为贷款本金高达500万两、年限高达7年,总的浮报金额高达175万两。

吊诡的是,胡雪岩的这种浮报居然是在左宗棠的保驾护航下半公开进行的。


1877 年的第四次贷款为例,汇丰银行索取的年利率为一分(10%),左宗棠已经报给了中央,但随后改口,说是月息一分(原折如此,但似乎应是月息一厘1%)、年息一分二厘(12%),这就多出了2%。随即,左宗棠再度改口,说考虑到外币与银两之间的兑换风险,如果要包认实银(借银还银,而非借银还金),外方还要每月加息,通算下来,月息就成了1.25%,折合年息为15%,如果是闰年的话,年息就是16.25%。而汇丰银行虽然实际收取年息10%,但其发行债券后,实际年息是8 %,银行赚了2个点。8%的高利率,也令这批债券成为金融市场的抢手产品,香港投资人超额认购,认购数超出了配额的17 倍,伦敦市场的配额发行完毕后,没几天就开始猛涨。根据英文的《北华捷报》在1879228日报道说,当年的汇丰银行股东大会上,汇丰董事长坦陈:在损益计算书里,1877 年中国借款中所得的好处是很可观的。”2%的毛利空间,足以让规模如此巨大的汇丰银行兴奋,而胡雪岩一口气就赚了5%的净利润,令银行自叹不如。

1879
年,时任中国驻英公使的曾纪泽,在日记中痛斥胡雪岩: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

刘坤一看不下去,曾致书左宗棠说:此间认借洋款,自不能不照胡道(胡雪岩)办理,以期妥速。然每百万利银至二十四万之多,所耗不赀,我中堂想亦万不得已而偶一为之也。令刘坤一郁闷的是,左宗棠并非偶一为之,而是连借6次,最后两次借款时,新疆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本无必要以如此高的成本获得资金,但还是照借不误。其中内幕,不能不令人遐思无限。

6西征借款汇总可得,落入胡雪岩个人腰包的浮报利息款高达288.33万两,与外资银行实际收取的总利息748.47万两相比,胡雪岩的所得相当于外资银行所得的38.52%。这实际上是胡雪岩从国库中搜刮而得,而这种生意对于胡雪岩来说,简直是无本生意。

胡雪岩在其中还有一笔收入,那就是外资银行支付给他的佣金。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这笔佣金可能是外资银行实得利息的1/3,也即249.49万两。如果加上这笔收入,则胡雪岩实际所得为537.82万两,超过外资银行的实得利息498.98万两。

如果只计算胡雪岩浮报所得的利息收入288.33万两,其在胡氏传说中的2000万家产中,就占到了14.42%;如果将胡雪岩完全可能获得的台面上的佣金也加入,则在其家产中,西征借款的贡献率高达26.89%。只因手中有权,转转手就能赚到比银行还多的大钱,这是后世绝大多数崇拜者们望尘莫及的。

靠权力吃贷款差额和佣金之外,胡雪岩的另一大支柱产业金融业,其依托的也是权力带来的低成本公款存款。《异辞录》说他藉官款周转,开设钱庄,其子店遍布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官商寄顿钱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国库收支有时常通有无,颇以为缓急之计。包括高达1595万两的西征借款在内的各种公款,都是从外资银行的账号或者政府的财政账号上,直接划到阜康钱庄,然后由胡雪岩进行调度、分配、使用,其间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腾移挪用,成为胡雪岩低成本甚至免费的资金库。

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说明在胡雪岩的财富中,钱庄生意的贡献率究竟有多大,但可以肯定的是,钱庄是胡雪岩正常生意中的支柱产业。此项与外资贷款的差额和佣金结合,基本可以认定,构成胡雪岩财富基础的,其实没有一件是正常生意——与其说他经营商业,不如说他经营权力。


胡大善人


胡雪岩在成为大清首富的同时,也同样成为大清首善,只不过,这两个头衔都是传播学意义上的。

胡雪岩的慈善事业,与他的商业一样,可靠的史料并不很多。大致上,他的慈善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在家乡的行善。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杭州受到重创,战后,胡雪岩受命于左宗棠,主持杭州的战后重建,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尝于冬日施丐,每人棉衣一件又钱二百文,一时托钵之流颂德不置。这为他在家乡赢得了胡大善人的称号,至于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举火者,咸颂胡祷胡不置。

二是在一些官方行动中,积极捐助。比如,当左宗棠出征陕甘时,他捐赠了飞轮开花炮精致灵便迥异寻常;左宗棠出征新疆时,他捐赠了飞龙夺命丹等丸散药品;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奉中央命令赈济山东水灾,财政无钱,也是胡雪岩垫付了20万两。在饿死千万人的丁戊奇荒期间,胡雪岩积极捐赠,为陕西捐银5 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1.5 万两,为山东捐银2 万两,制钱3100串,另有新棉衣3 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20 万内外。左宗棠因此报告中央说: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察看绅富独力呈捐,无如其多者。

胡雪岩的这些善举,收益也是很大的。朝廷有大军旅,各省有大灾荒,(胡雪岩)皆捐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胡本人的级别,因此一路上升,直到从二品的布政使衔,相当于省部级领导干部。依靠这些善举,胡雪岩也为其老母亲赚来了正一品的封典,突破了自己作为捐班出身的品秩限制,子以母贵,得以在杭州按照一品级别大建豪宅,与浙江的省级领导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胡雪岩自己也因善举赚到了一件黄马褂,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攀上了人生的巅峰。这些在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大清国,不仅是巨大的政治荣誉,也是制造财富的资源。

在这两种慈善行为中,第二类其实是完全围绕左宗棠而进行的政治贴金游戏,积极响应、热烈号召、慷慨解囊的背后,只有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左宗棠。这种目标极其明确的政治贴金游戏,也成为胡雪岩收效显著的政治投资行为,几乎每捐一笔,都能成功地转化为政治上的收益。相对来说,第一类在家乡举行的慈善行为,相对功利色彩较少,但时人依然认为这是胡雪岩时出微利以饵士大夫,这个字十分精到地描绘了胡雪岩的慈善动机。

胡雪岩的产业之中,有一家大名鼎鼎的胡庆余堂,这成为胡雪岩作为大善人的重要证据之一,因其对内要求戒欺,对外宣布真不二价,并且常对贫民发放免费药品,而被后世奉为慈善的典范。其实,对于任何商业来说,戒欺是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至于真不二价,这与其说是一种奉献,不如说是一种高明的定价策略。而胡庆余堂为贫民免费发放避瘟丹等常用药,即使在高阳那本将胡雪岩作为英雄来描绘的著名小说中,也承认这无非是一种广告策略而已。

可以肯定的是,胡庆余堂从来都是一个营利机构,而且盈利能力相当不错。即使在胡雪岩败落之后,胡庆余堂的股份被其子孙卖出,新的股东也照样每年为这一名牌而给胡家支付红利3000元,成为胡家子孙们一笔重要的外财。在胡雪岩的产业链中,没有一项产业如同这家药店一样,不仅成为供应利润乳汁的奶牛,而且还供应着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双丰收。

在那些被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胡氏商道中,这种将慈善作为公关手段的做法,是其中重要的法则之一。将慈善作为企业营销的二奶,或许正是胡雪岩开创的先河。而那些胡氏商道讲师们经常忽略的一点是,胡雪岩更为高明之处在于,他的慈善二奶居然还自带嫁妆——善款本身就来自于特种经营的收入,而慈善又巩固和加强了特种经营。根据左宗棠在为胡雪岩请赏时的说法,胡当时的慈善捐款,累积约为20多万两,如果按照当时普遍流行的民间拆借利率12%计算,仅胡雪岩从西征借款中浮冒所得的288万两,每年也能稳得34.56万两的利息,足以冲抵慈善的开支。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循环”“慈善产业,本小利大,傻瓜也不会放弃,何况胡雪岩如此冰雪聪明的人呢?


冰山融化


能捞钱、又能捞名,胡雪岩自然奠定了首富首善的地位——尽管只是在大众传播意义上的。因此,当小小的生丝生意扳倒胡雪岩时,不仅舆论愕然,他自己也一时懵懂而不可理解。

胡大冰山的融化,是在1883年的冬天,而在这年的10月份,胡雪岩还死死咬住自己的生丝存货,只给了怡和洋行2000包,还是合伙经营。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一个月后,1129日,胡雪岩将所有的生丝存货卖给英商的天祥洋行,售价并不低。但是,野史几乎众口一词说他贱卖,如《异辞录》上说:胡雪岩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而其原因是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显然,在这关键一点上,野史与正史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更为吊诡的是,胡雪岩将生丝存货出手后仅两天(121日),他的阜康钱庄就轰然而倒,随后居然拖垮了整个资金链和产业链,闹到了破产抄家的地步。这种时间上的无缝链接,自然很容易令人将生丝脱手与阜康倒闭联系在一起。126日的《申报》也指出:有谓其(胡雪岩)丝货亏折者……然丝货业经售出,纵有所折,亦未至若是速也。也有分析认为,胡雪岩虽然将生丝存货出手,惟价银恐须陆续收回,一时未悉数到手。这些分析是十分有道理的,胡的生丝存货虽然脱手,但是货款未必能回收如此之快,如果这种资金的缺口高达上百万,即令胡雪岩果真有2000万的家底,其流动性的匮乏,也足以致命。

问题恰恰在于:此时的大清国金融市场,银根极为紧缺,流动性全面匮乏。

胡雪岩其实是幸运的,他的生丝成功脱手,损失并不惨重。但是,款项的回收还要一段时间。致命的是,作为左宗棠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在此时被左宗棠的政敌李鸿章牢牢锁定了。李鸿章的助手盛宣怀亲自坐镇上海,组织对胡雪岩的定点清除,致命武器就是西征借款中一笔即将到期的还款80万两。

根据西征借款的合同规定,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负责接收和管理借款,也负责归还本息。而根据官方的统一安排,西征借款由各省分摊还债,各省按期将款项统一汇到上海,由上海市长(上海道)汇总后,交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支付给外资银行。

如今,这笔80万两的还款即将到期,各省的解款也都已经到账。但是,关键在于,此时左宗棠虽然是两江总督,但上海道邵友濂却是彻头彻尾的李鸿章派系人马。县官不如现管,李鸿章、盛宣怀要求邵友濂用各种办法,拖延此笔款项20天。上海道邵小村(邵友濂)观察,本有应缴西饷,勒之不予,光墉(胡雪岩)迫不可耐20天,就是盛宣怀发起攻击所需要的时间。

上海道的款项没能及时拨过来,而外债却事关国家体面,一天也不能拖延,根据合同,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便先垫付了80万两,这令胡雪岩的资金链更为紧绷。

掌控着全国电报系统的盛宣怀,对胡雪岩的资金调动情况了若指掌。待80万现银离开胡雪岩的账号,盛宣怀立即大放风声,说是胡雪岩因生丝投机失败,巨亏之下,已经难以为继,鼓动储户们提取存款。

挤兑风潮首先攻击了阜康钱庄在杭州的总部,随即引发雪崩效应,全国各分号都同时受到挤兑。

无论如何,此时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到了这种时候,就算胡雪岩富可敌国,其许多资产也难以及时变现。身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竭力出手相助,但已经无法控制泛滥的市场恐慌局面。更多的在阜康钱庄存了巨款的高级干部们,此时急红了眼,要求中央干预。中央于是发文: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款及各处存款为数甚钜,该商号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革职,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地公私款项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缓不交,即行从严治罪

多重打击之下,阜康钱庄各地分号纷纷关闭,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在的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而清查的结果令政府大惊失色:仅北京分号查出的亏欠公私款项,就高达1200万两,胡雪岩居然是个空心大老倌

于是,中央下令抄家。当杭州知府吴世荣率领钱塘、仁和两县令,带兵前往胡雪岩的豪宅抄家时,发现其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人亡财尽,无产可封。一代巨贾,至此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前后判若两人。到了这种地步,户部居然还要将胡雪岩当年因西征借款而花费的行用补水(公关开支)10万两,从胡雪岩的备抵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措齐。这令左宗棠十分尴尬,因为根据大清国的财务制度,这笔开支可以光明正大地作为正项报销,实际上也已经左宗棠签字,处理完毕的。左宗棠自然要帮胡雪岩、也帮自己顶一顶,但并无效果。不久,左宗棠因病离任,曾国荃代理两江总督,也帮胡雪岩说话,但中央依然不松口,要求从胡雪岩备抵产业的变卖价款中扣出,这令胡雪岩至死还亏欠着公款。待到左宗棠病逝(18857月),户部尚书阎敬铭干脆要求中央将胡雪岩拿交刑部治罪,以正国法,并将其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逮捕胡雪岩的命令尚未执行,胡雪岩就在郁闷中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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